良知文化：筑牢重大疫情风险防范的大学文化长城

　　良知文化：筑牢重大疫情风险防范的大学文化长城

　　［摘 要］大学应构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良知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大学文化，包括仁爱文化、荣辱文化、担当文化、爱国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关键词］良知文化；疫情防范；大学文化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会议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动员全国力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引发了人们对医药卫生、公共治理、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疫情的扩散让所有人意识到，没有谁是这场疫情的“局外人”。

　　骨髓之疾，囿于良知。《孟子·尽心上》中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认为人的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禀赋。他还言道“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将良知具象的“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与人的“四体”相提并论，将“四端”视为人的“善端”，主张人性本善。《大学》中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终极目标在于培养“至善”之人。“良知”也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大学问》中言：“良知者……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阳明先生认为，良知即至善，即天理。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职能，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以“良知文化”为核心，培养“有良知”的“至善”之人，共同筑牢重大疫情风险防范的大学文化长城。

　　恻隐，构建仁爱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心思想“恕、忠、孝、悌、勇、仁、义、礼、智、信”影响至今，其中“仁”是最核心的思想。“仁，亲也。”孔子明确提出“仁者，爱人”。孟子发展了“仁”的学说，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把“仁”上升到人本性的高度。这种“仁爱”观是一种“大爱”观。程颢在其著名短文《识仁》中言“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仁爱”之情应放在整个自然界中，一切生物包括野生动物都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主体。当人们假借“地球之主”的“自由”之名肆无忌惮捕杀野生动物，放弃“仁爱”之心，享受这种“变态”的味觉、感觉体验时，自然界“仁爱”之平衡即被破坏，自然界必将以“不仁爱”反作用于人类本身，人类也将为其“不仁爱”的行为付出代价。大学要培养恻隐之心、“仁爱”之情。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做人教育。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大学应构建“懂仁爱”的良知文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以德为先的“全人”，筑牢重大疫情风险防范的思想道德文化基础。

　　羞恶，构建荣辱文化

　　朱熹认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树立正确的羞恶观、荣辱观，真正做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有三个难点。一是何以为善。朱熹言：“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然岁月变迁，“善”的具体表现形式亦在变。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大学应教会学生分清何为抽象永恒之“善”，何为具象时代之“善”。二是何以为行。阳明先生认为“良知自知”，但“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阳明先生主张斗私心、致良知，随物而格。大学应教会学生在集体主义基础上厘清公私关系，彰显个性，将个人发展与集体利益、社会需求有机结合。三是何以为成。《史记·管晏列传》中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需要反思，“仓廪实、衣食足”就可以“知礼节、知荣辱”吗？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是否同步？当下的中国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仓廪实、衣食足”，然“不知礼节”事件依然存在。大学是人类精神文明生产、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应构建“知荣辱”的良知文化，培养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青少年一代，筑牢重大疫情风险防范的价值向度文化基础。

　　辞让，构建担当文化

　　《礼记·曲礼上》中言：“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辞让有“谦恭”之意。孟子认为“辞让”为礼节之首。该“辞让”则辞让，不该“辞让”则不辞让，即为担当。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言：“民族主义，自大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他认为，民族大义是人的“良知本能”，是根深蒂固的。此处，民族大义的爱国可以理解为民族大义的担当。无论是章炳麟还是康有为，均在国家危亡之际为救国而积极奔走，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这是最大的“不辞让”，即担当精神。中国人民世代传承这样的精神，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当前，我们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为避免病毒外传当机立断“封城”，上万人为建设“火神山”等医院不眠不休，众多医护人员奋战在生死一线，全国各省市医护人员千里驰援武汉等地，这是何等的担当！何为礼？辞让为礼，担当亦为礼。“良知”不是小我之心，而是大我之心，是为众生“辞让”生的机会，自己“担当”死的风险。大学应构建“敢担当”的良知文化，培养为他人担当、为集体担当、为国家担当，能够挺起中国脊梁的有用之人，筑牢重大疫情风险防范的一线攻坚文化基础。

　　是非，构建爱国文化

　　阳明先生曾言，“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他认为“良知”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还认为，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体的，不分轻重，忽视任何一方都不能达到至善，而治国与平天下则是两个层次。这就将“良知”置于“天地”“天下”更广阔的范式中理解。南宋末年诗人郑思肖的“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表现出绵延的爱国情怀，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明确指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思想一经提出，便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拥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背景下，人们面临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冲击，这对人们的是非观和辨别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良知”中包含着对是非的判定、对爱国的理解。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更多的社会问题、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需要全球协同治理解决而非区域解决。当我国面临疫情之时，国际社会给予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各国纷纷捐款捐物支持中国疫情防控，我们深表感激。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种种举措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我们为强大祖国深感自豪。大学应着力构建“广爱国”的良知文化，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的爱国之士，筑牢重大疫情风险防范的全球治理文化基础。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良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应成为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核心要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大学应构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良知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大学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要积极推动大学文化走出去，辐射带动城市文化发展，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共同筑牢重大疫情风险防范的文化长城。

　　【作者孙雷：东北大学副校长】

　　原载2020年第5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作者：孙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