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情况普查形式对资助精准化认定有效性的影响
家庭经济情况普查形式对资助精准化认定有效性的影响
——以北京大学Z学院为例
摘 要:高校学生资助精准化不仅是当前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要求,更是需要进一步达成的工作目标。北京大学Z学院于2019年3月在院内首次尝试普查形式的经济情况申报认定办法,以期进一步实现资助的精准化。从院系工作视角与学生视角分别对家庭经济情况普查性认定的有效性加以检验,并就相应调研和访谈中遇到的问题,对如何进一步提升资助精准化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学生资助;精准化;普查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高校资助工作需要适应新时代、新时期的新要求,在绝对贫困渐渐消除的背景下,对如何深入开展资助工作作出新的探索。高校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认定是资助工作的基础和关键。对于资助精准化而言,资助对象的精准认定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只有精准确定资助对象,才能根据对象的需要使用精准的手段开展资助工作。
普查手段的采取与实施
北京大学Z学院在资助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发现,相较于隐瞒家庭收入以获得助学金的“不诚信”案例来说,更多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放弃申报、拒绝认定的情况。因此,如何将这部分处于“学校管不到、学院看不清、家庭帮不了”的“灰色地带”的经济相对困难学生纳入认定范围,积极引导其申请和利用国家资助实现全面发展,是Z学院希望解决的问题。
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淡化了“家庭经济困难”概念,放宽了学生申请的条件,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资助的心理压力;简化了申请程序,免去了学生到当地民政部门盖章确认的环节。这不仅为院校适应新时代变化和根据学生实际调整资助认定工作方式和手段提供了政策依据,更是让渡了相当的工作管理空间,使资助工作创新拓展有更多可能。
基于此,北京大学Z学院于2019年3月开展新一年度资助认定工作时,一改“按需申请,自愿填报”的方式,在院内首次采取普查性的家庭经济情况认定形式,努力营造“全院普查,人人填报”的氛围,以期扩大认定覆盖面,充分而全面地了解更多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并以之为基础,为其提供精准的帮扶措施,实现资助精准化,促进资助育人目标的实现。
由于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普查方式,Z学院需要在学生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而Z学院采取的“新形式、老途径结合,线上线下互动”的办法,不仅让更多相关涉的学生熟悉政策,更重要的是使以往“贫困但不愿申请”的学生能够自愿参与认定。
有效性检验
普查形式是否有助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克服主客观障碍自主申报,是否能帮助非经济困难学生提升参与学校资助育人环节的意识,从院系视角来看,可以通过普查及申报过程中学生的互动反馈以及最终申报的情况来做检验。从申报结果来看,普查形式有助于减少以往“真经济困难生不报”的现象,尤其是对于新生年级而言,更容易接纳“普查认定”的概念,行使学生的权利,主动申请认定。
普查形式对于精准认定是否有效,除了学院视角的判断,更需要学生视角的反馈。学院对参与认定申请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部分首次申请认定的学生进行了访谈,以获得学生视角对于普查形式有效性检验结果。
2019年11月,Z学院对参与经济情况认定的78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47份有效问卷。问卷搜集了学生的基本信息、申请认定的原因、申请认定时的心理状态、对认定的预期以及对助学金评定结果的反馈等。总体而言,从问卷中可以看出参与本次认定的学生基本上切实存在申请资助的客观需求,且普查形式的认定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学生提交申请。
针对问卷调查体现出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课题组选取典型学生做了访谈,包括首次申请认定同时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多年参与认定但依然存在消极情绪的学生以及不了解认定目的的学生。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以下三点:一是普查形式确能促使有客观需求的困难学生,尤其是新生,参与认定和申请助学金,也有助于他们正确认识资助工作的目标。例如:学生苏某首次申请认定,虽未获得助学金,但也形成了“申请认定和是否困难不直接相关”的观念。二是对于参与多次认定的学生,普查形式并不能很好地降低申请中的“自卑”情绪。学生袁某是第三年申请认定的困难学生,依然存在因“填写太低的家庭收入被老师同学看不起”的担忧。对普查形式,她表示,自己每年申报家庭经济情况认定已成习惯,今年收到认定工作启动的通知后她就照往年一般提交申请,并未仔细了解学院的“普查”政策,所以心态上还是没有完全转变。三是学生对认定结果的满意程度取决于其对收支的准确掌握,而非单纯的家庭年收入的填报。通过访谈了解到,有的学生家庭因为学校提供了助学金而不再提供任何生活费,导致学生须自己在外兼职,补贴日用。这一情况并未体现在她的家庭经济情况认定申请表中。
总结与对策
经过学院和学生视角的检验,本次Z学院普查形式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认定对资助精准化应该说有一定的有效性。尤其是对于新生年级而言,更易接纳并执行普查形式的认定。从这一角度来说,Z学院的尝试是有效果的。通过调查研究,我们也发现普查形式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就此提出相关对策:
Z学院在推进普查形式认定工作的设计时,也将普查形式看作是促进学生对于资助工作由“助困”到“助长”这一变化理解的一种手段。在Z学院的宣传过程中发现,对于大部分高年级学生而言,已经形成了“申请家庭经济情况认定就相当于为自己扣上一顶‘贫困生’的帽子”的固有观念。因此,即使改成了普查的形式,但资助工作的内核变化并未被完全认识,也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自愿提交认定申请。大多数长期受资助学生对于家庭经济情况认定的理解仍限于“认定是为了让学院和学校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以匹配资助金额。对于认定是一种教育基础,与其他形式的育人项目会发生关联等,学生们大多尚未形成认识。因此,高校对于认定工作相关政策的解读、宣传以及资助工作的育人效果应加强关联。例如:Z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反复宣传普查认定,扩大政策信息的覆盖面就是一种方式。而从高校的视角来看,以学期为单位进行长期、反复的宣传,在各类资助育人项目中强化认定的基础依据功能—诸如助学金评定、成才项目的选拔等以经济情况认定为依据—将能逐步改变学生们对经济情况认定的刻板概念。
对于初入学的新生认定而言,秋季学期的资助工作自认定通知下达到院系,再到院系上报认定结果,往往只有三周左右的时间。这就导致从学校到分管学院、从分管学院领导到辅导员几乎都没有时间开展包括工作宣传、政策普及、鼓励申请的普查工作,更多依靠的是新生入学前接收到的相关资助信息—往往只有家庭经济情况特别困难的少数学生才会特别关注。换言之,如果由院系来主导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普查,对新生来说效果并不能完全显现,需要由校级层面来统一组织,在新生入学前将校园奖助体系、成才支持项目,与家庭经济情况认定结果的挂靠关系详细说明,既能宣传学校奖助体系与丰富的帮扶手段资源,亦能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形成“用好学校的资源,助力个人全面成长”的意识。
就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的填写问题,被调查者们反馈:一是概念界定不清。被调查者普遍存在不会区分毛收入与净收入、不会计算家庭人均年收入等而无法准确填写的问题。二是现实情况导致的无法填写或填写不清的问题,如家庭收入不稳定、对家庭收入构成不了解等。三是家庭收入情况无法成为判定学生经济水平的问题。访谈中发现,存在学生家庭因学生申请到学校的助学金而不再提供任何生活费的情况,这样一来,按照人均收入评定的助学金与学生可能的“现实收入”并不匹配。一方面,需要从学校资助工作负责部门处入手,或通过修改认定表格填写系统,增设特殊事项备注说明项,或通过考虑尽可能多的情况后完善填表说明;另一方面,则可以加深高校资助工作部门同院系一线工作者的沟通交流,定期组织院系层面对资助认定效率的追踪调查,以便搜集一手的学生意见反馈或特殊情况补充。这样即便做不到“面面俱到”,也能在不断改进中利于学生计算更准确的家庭收入,实现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的精准认定。
被调查者对数据保密、个人隐私的担忧较大。17%的被调查者反馈,“我担心我填写太低的家庭收入会被老师同学看不起”。在访谈中,受访者直接表示会有对所填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被太多人看到的担忧。这就对我们如何处理认定公平公正与隐私保护关系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需要有兼顾平衡的更优办法。在Z学院,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认定的当前做法是,在院系认定工作组(通常由院系党政班子构成)的领导和监督下,依靠班主任、辅导员和班级学生召开认定工作会的形式,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与经济情况进行讨论。通常,为了尽可能了解学生的详细情况,工作会需要实名讨论,这样一来,学生的隐私信息就避免不了地被参与讨论的师生知悉。如何在充分讨论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寻平衡,实际上也是资助育人工作的重要部分。
结语
精准识别资助对象,保证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都进入高校资助体系,是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基石。通过北京大学Z学院对资助认定普查形式的尝试,我们发现普查形式的认定办法激励了过去因为种种的个人原因没有提交贫困申请的潜在资助对象申请认定,提高了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精准性,从而有利于资助育人工作质量的提升。
结合问卷与访谈得到的学生反馈,可以发现当前的高校资助认定工作仍然存在不少亟待改进的问题。学生们对认定政策、认定目的、高校资助体系、认定内容本身都有明显的理解偏差,这进一步导致高校资助认定工作开展遇到阻碍,无法全面覆盖应受助学生。在我国即将步入全面小康社会的2020年,高校资助工作如何满足国家扶贫工作的新要求,还需要不断尝试,找寻方法。(作者:姚静仪 张越,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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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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