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内部治理体系建构研究：基于协同理论的视角

　　高校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内部治理体系建构研究：基于协同理论的视角

　　摘 要：在疫情防控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要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态度行动起来，最大程度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因此，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严峻考验。高校需要进一步重视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应对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在协同学理论视角下从制度保障、平台建设、资源保障、因时制宜等方面不断提升和优化内部治理体系，提升内部治理能力。

　　关键词：新冠肺炎；危机；内部治理体系；协同理论

　　研究背景与理论视角

　　1.研究背景

　　大学作为我国教育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特殊时期较之其他层次类型的教育机构：一方面，在抗击疫情时具有极大的难度；另一方面，又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等活动。因此，对于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要求，需要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各主体既各司其职积极行动起来，又需要相互协作并产生合力。就大学内部治理的各主体来说，既包括党委行政系统，又包括院系实体办学系统，也包括各具体职能部门、后勤服务系统等，还包括教学科研人员、学生、管理者等自然个体。因此，如何在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就需要大学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为完成共同目标而实现高度协同，构建起非常时期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协同体系。因为在如此重大疫情面前，如果内部治理体系中各治理主体各自为政或者协同能力弱，就会导致抗击疫情工作的失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协同学理论的视角构建起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应对危机的协同性体系以及实现条件。

　　2.理论基础

　　协同学（Synergetics）即“协同合作之学”，是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协同学理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1] 协同学是研究由完全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如电子、原子、分子、细胞、神经元、力学元、光子、器官、动物乃至人类)所构成的各种系统。[2]协同学是一门充分定量化的现代系统理论，它对系统自组织过程中各种关系和矛盾的分析从多方面表现出辩证思维的闪光，其内容渗透着差异与统一、部分与整体、合作与竞争、支配与服从、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矛盾关系。[3]因此，这一物理学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对于研究社会系统之间如何实现协同一致具有重要的理论应用价值。

　　协同学是一门研究协同作用的科学，作为一门交叉领域的研究，协同学处理由众多子系统及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开放系统，这些系统能够形成自组织的时间、空间、功能结构。[4]在协同学理论视阈下，系统之间要实现协同有序，从无序到有序有其内在的机制和原理。其核心内容包括：序参量、协同与支配、协同与竞争以及涨落效应。

　　第一，序参量是决定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核心要素。序参量是描述系统宏观有序度或宏观模式的参量，它代表着系统的“序”或状态。[5]序参量是子系统介入协同运动程度的集中体现。[6]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以及不同子系统之间，要实现子系统的协同，就需要有一定的主导力量起统筹协调的作用。因此，序参量是系统相变前后所发生的质的飞跃的最突出标志，它是所有子系统对协同运动的贡献总和，是子系统介入协同运动程度的集中体现。[7]因此，序参量的旨趣在于描述系统在时间进程中会处于什么样的有序状态、具有什么样的有序结构和性能、运行于什么样的模式之中、以什么样的模式存在和变化等。[8]确定序参量是一个复杂系统内部各分系统之间从无序运动到有序协同的必要条件，序参量能够成为主导系统从无序到有序运动的核心力量。

　　第二，协同与支配。协同学通过数学语言生动说明，在临界点系统的诸参量并非位置等同，那些为数极少的慢弛豫参量支配着数目庞大的快弛豫参量，快弛豫参量的变化伺服于慢弛豫参量，慢弛豫参量—标志系统走向何处的序参量，主宰着系统的演化进程，协同是在序参量支配下子系统步调一致的运动过程。[9]在复杂系统内，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产生宏观有序结构，子系统总是存在着自发的无规则独立运动，在临界点前，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弱到不能束缚子系统独立运动的程度，因此子系统本身无规则的独立运动起着支配作用，系统呈现无序状态。但随系统外界控制参量的不断变化，使系统靠近临界点时，子系统之间所形成的关联便逐渐增强。[10]当外部控制参量达到“阈值”时，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和子系统的独立运动，从均势转变到关联起支配作用，因此在系统中便出现了由关联所支配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运动，出现了宏观的结构或类型。[11]

　　第三，协同与竞争。协同形成结构，竞争促进发展，这就是系统相变过程的普遍性规律。[12]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临界点上，会有几个序参量同时存在，每个序参量都企图独立主宰系统，但由于势均力敌，序参量之间便会自动形成妥协，合作起来协同一致控制系统，系统的宏观结构由几个序参量共同来决定。一旦控制参量达到一个新的阈值，就会导致只有一个序参量单独主宰系统的格局，若从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运动来看，这实际上达到了更高一级的协同，即更高一层的有序。[13]因此，系统在协同过程中会产生竞争，竞争会带来更高级别的协同。但在子系统的竞争过程中，要避免竞争带来的无序状态，需要通过强化外部控制参量保证系统的有序竞争并最终实现协同一致。

　　第四，涨落效应是系统有序之源。涨落是对系统稳定平衡状态的一种偏离。[14]即使系统处于有序状态，也并不是说子系统的无规则的独立运动就会完全停止，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运动和各种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子系统的独立运动以及它们各种可能产生的局部耦合，加上宏观条件的随机波动等因素，都会反映在系统宏观量的瞬时值常偏离它的平均值而出现的起伏上，这种偏离平均值的现象称为涨落。[15]其中，部分涨落能够得到大多数子系统的快速响应，并迅速放大，进而由局部波及系统，从而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这类涨落被称为巨涨落。反之，那些既得不到大部分子系统响应，又快速消失的则被称为微涨落。涨落具有双重性：既能引发系统崩溃，又能促使系统经过失稳获得新的稳定性。[16]

　　高校应对新冠肺炎多元协同的内在机理

　　1.协同学与高校应对新冠肺炎：契合性探析

　　一场突如其来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公共卫生危机对我国高等教育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是对大学应对突发公共危机能力的一次全方位考验。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危机管理适合以协同学原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因为它是复杂系统、开放系统，系统内部存在非线性作用、系统远离平衡状态、系统随机涨落等特质。

　　第一，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高校具有结构松散、职能多样、目标模糊、人员独立、机构自主等组织特征，决定了高校之组织复杂、活动复杂、目标复杂、关系复杂、权力复杂等多重复杂性。[17]具体来说，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复杂性主要有如下一些具体表现：一是构成人员的复杂性。在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中，既包括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也包括专门从事党政管理的行政以及后勤服务人员等。二是该系统内部具有多层次性，且不同系统利益诉求具有多元复杂性。三是该系统内的具体个体都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智能性，都能根据自身利益诉求主动行为。四是具有自主性、动态性和自适应性等特质。

　　第二，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系统。虽是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但要有效实现治理目标，就需要不断与大学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所以，在当前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性危机的时候，就需要积极与外界进行合作协调，成为一个多方位开放的系统。

　　第三，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中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大量的非线性作用。“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不呈现比例关系，不具备持续性特征以及线性特征，甚至运用常规逻辑也难以解释其变化结果，则称这种作用为非线性作用。”[18]在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之中，存在无数种关系，而这些关系要素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也就是并非某个子系统决定某个子系统，某个个体决定某个个体行为的关系。在这些因素、关系之间很难区分谁主谁次、谁重谁轻，它们之间的机制不是简单的因果规定，而是复杂的交互作用、双向甚至多向构建方式。这些机制发生与否，取决于具体的时间、场景等随机出现的条件。[19]因此，这种非线性作用，就要求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协同性。

　　第四，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目前处于非稳定的远离平衡态。这种非稳定状态是由传统的大学内部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应对当下新冠肺炎公共危机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现阶段，我国依然处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的关键时期，除了进一步巩固防疫成果之外，还要防止国外疫情对我国的输入。因此，对于高校来说，防疫任务依然严峻。与此同时，在积极做好防疫各项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快对正常教学科研秩序的恢复，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对我国高校传统内部治理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新的要求。以传统的科层制和行政管理为手段，以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大学内部治理机制，面对当前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自然难以应对。因此，传统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必须通过结构的改造和机制的优化，实现系统“升级”，才能有效应对显现和潜在的危机，在新的有序结构下形成新的原理平衡状态。

　　第五，我国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存在着明显的涨落。疫情发生之后，全国高校都积极行动起来，构建起了与平时有所差异的管理模式。可以说，这就是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因与环境差距过大而产生的一次巨涨落，其结果使大学内部治理系统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达成一种新的有序状态或新的有序结构。

　　2.高校应对新冠肺炎内部治理体系的协同学特征分析

　　第一，强调内部治理体系中各子系统的高度协同性。大学内部各治理主体由于自身的属性、治理方式、目标、价值取向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容易在大学内部形成“条条”与“块块”的分割状态，各自为政并相互抵触甚至互相矛盾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以协同学的视角观之，就是其各子系统的独立运动强于子系统之间的关联运动，导致“劲不往一处使”，系统无法实现协同。[20]因此，要实现在疫情期间的协同一致，就要通过控制参量改变既有的序参量，通过更为宏观和系统的调控保证子系统之间按照当前的形势形成有机的联系，既在各自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又能彼此协调，实现疫情防控和维持必要的、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的相对平衡。

　　第二，强调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常规的线性作用下，系统相互作用的总和等于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相加的代数和。但在非线性作用下，具有协同放大效应，并非线性作用下各子系统简单的叠加。换言之，在非线性作用下，系统产生了整体性行为；反过来说，系统之所以有整体行为，是因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21]而要实现这种非线性作用，就需要在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体现整体思维、关系思维、过程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高度关联性。因此，在需要搭建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现代信息和协同平台，让各治理主体能够在透明和信息高度交互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第三，强调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开放性和高度交互性。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而大学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要顺利完成有效应对危机的治理使命，就需要保持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开放性与高度交互性。因为唯有具备这种开放性和高度交互性，系统内部才能够得到保持协同和稳定所需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信息资源、物质资源等。获得足够多的信息资源，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才能够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内部治理行为，导入控制参量而改变序参量，实现系统内部不同阶段和时期的协同；有足够的物质资源，这当然是系统保持稳定的现实基础。

　　第四，强调内部治理体系根据形势变化的随机动态性。根据协同学原理，“当系统吸收的物质、能量、信息等不能维持系统随机涨落之后的需要， 偏离平衡态的系统仍将恢复涨落以前的状态；当系统吸收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可以维持系统随机涨落之后的需要， 系统又处在阈值(临界状态)附近， 则涨落将使系统达到一种新的稳定有序状态”。[22]也就是说，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环境以及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引起某一变量的涨落，当这种涨落达到临界点时，就会促使整个系统形成巨涨落。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的变化以及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措施都会导致大学内部治理系统产生放大涨落效应。因此，大学内部治理系统要实现由无序向协同结构的转变，就必须重视与环境的动态关系，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的治理模式和方式，不断从环境获取所需的各种信息和资源。

　　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协同性运作的实现条件

　　1.制度保障：以疫情为契机努力完善大学内部治理协同一致的政策制度体系

　　在大学应对诸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具有较强破坏力的公共卫生危机时，需要构建出非常态化的内部治理体系，并体现出相应的治理能力。之所以在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中会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甚至互相矛盾和力量互相抵消的问题，就是因为在大学应对公共危机的时候缺乏系统和上位的制度设计，缺乏对高校内部各治理主体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协同一致的制度约束与规定。因为各治理主体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而且会站在自身立场开展活动。据此考量，按照协同学的理论，就需要通过制定相应法律制度作为外部控制参量，以此规定公共危机背景下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各子系统的行为方式和关联方式，约束着系统各子系统无规则的独立运动，使其能协同运作，从而形成内部治理体系的有序结构。一是各高校要立足本校校情，制定具有相对稳定性、长效性的应对公共危机的管理制度，这一管理制度应该具有法律效应和约束力，规定各治理主体在危机背景下的行为方式和内容；二是制定出协调高校内部各治理主体在特定时期开展高效、有序协同的规章制度，如规定在特定时期哪些治理主体处于领导地位，而哪些主体又处于被协调的地位等。总之，各高校要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不断优化和调整内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内部治理体系协同一致的政策设计。

　　2.平台建设：搭建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协同一致的信息平台

　　哈肯教授在引用信息的概念来解决自组织系统通过非平衡相变出现宏观结构时发现一种新型的信息，称为“协同信息”。[23]因此，协同信息能够保证系统内各治理主体及时掌握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并根据疫情的发展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治理行为和内容。一是进一步依托现有信息共享平台，强化疫情相关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保证各治理主体能够根据疫情的发展形势实时调整自身行为；二是建立疫情期间临时的信息交互平台，这一平台能够集中搜集和发布校内外关于疫情最新进展的相关信息。总之，要实现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高度协同，除了政策规定外，能够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保证相关信息的系统搜集与及时发布，也是实现协同一致的必要条件。

　　3.资源保障：夯实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

　　按照协同学的理论，系统从无序状态转变为具有一定结构的有序状态，或者从一种有序状态转变为新的有序状态，即产生自组织、形成结构，首要的条件是从外部环境获得能量流和物质流。对于高校来说，同样适合这一基本原理。在疫情的影响下，大学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原有的工作机制和方式也会受到极大挑战，内部各治理主体不得不改变原有工作方式以应对新的情况。因此，在此形势下要构建新的有序结构，就必须强化外部资源的投入。这些资源包括人力、资金、技术和物资等。一是就人力资源投入来说，学校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在既有人力资源框架下建立起相对专业的疫情防控和危机协调队伍，这些队伍能够在特定时期发挥积极和独特的作用；二是就资金资源的投入来说，学校需要积极向政府主管部门争取疫情防控期间的特别支持资金，并进一步加强自我资金筹集能力，将这些资金用于疫情防控的额外开支；三是就技术资源投入来说，要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平台建设；四是要加强疫情防控物资的储备，保证一线防控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总之，在高校应对大规模公共危机的时候，除了需要构建起相应的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外，必要的物质保障也十分重要。

　　4.因时制宜：根据疫情发展形势适时调整内部治理体系

　　根据协同学理论，涨落是系统有序之源。因此，高校内部治理体系要有序运转，也需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形势进行不断的调整甚至重构。例如：在疫情发展迅猛阶段，学校主要任务在疫情防控，可能相关疫情防控主体的权力就会更大，就会处于主导地位，而其他部门属于从属地位。但随疫情形势趋于稳定乃至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就需要积极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在此时此刻，学校治理的工作重心就需要回到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上，各治理主体的治理内容和关系就又会发生新的变化。因此，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要充分利用涨落效应，根据疫情的发展形势适时进行体系的调整和结构的重构，以不断保持新的有序状态。

　　可以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人类文明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造成了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停滞，但我们在积极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新的进步和机遇。就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来说，就需要在积极应对挑战的同时，不断优化和调整内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体系的协同治理能力。因此，要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在协同学理论的指导下，从多方位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的探索。（作者：伍宸，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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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