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图像人”克服“理性思维疲软症”

　　帮“图像人”克服“理性思维疲软症”

　　照相术的发明让“印刷人”时代开始转向“图像人”时代。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把当代社会称作“一个充满形象的社会”：图像泛滥，世界被图像解体、并置、杂乱。在“景观”布控的世界里，视像观看的惰性很容易让“图像人”在视觉文化汪洋中感性地迷失，“理性思维疲软症”成为“图像人”的病，其主要特征有二：

　　一是视觉快感的“娱乐至死”。从“印刷人”到“图像人”的视觉转向，某种程度上变成“理性生产”转向“快感生成”，拒绝深刻、厌恶理论、讨厌启蒙等成为一种现象。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让“图像人”难以抵挡视觉诱惑，肆意挥霍时间，无法走出“视觉舒适区”，怕苦怕累怕失败，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只剩一具“娱乐至死”的空壳。

　　二是缺乏文字时代理性批判精神。由于理想信仰的物化，“图像人”日常只接受碎片化的图像信息，很少系统地梳理与思考，长期被虚假图像景观操纵，在虚拟“魅影”中丧失对真实的辨识能力，沦为古斯塔夫·勒庞所言的“乌合之众”：“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失去了一切的判断能力。”显示出消费主义与“图像文化”勾结控制人、“异化”人的可怕现状。

　　“图像人”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尤其是对于身处其中的部分青少年学生，亟须通过教育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来纠偏。

　　首先要在通识教育中开展以“预防接种”与“审美娱乐”为目的的视觉素养教育。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指出，人类社会正在孕育三种文盲：文字文化文盲、计算机文化文盲和视觉文化文盲。“图像人”置身于图像意识形态中“温水煮青蛙”，最终沦为视觉的奴隶，其实就是“视觉文化文盲”。针对“视觉文化文盲”进行“视觉素养教育”以提升视觉修养非常重要，正如理查德·豪厄尔斯所言，“生存在一个视觉世界里，具有视觉修养并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因此，教育尤其是高校的通识教育，急需建设一批视觉素养教育精品课程，帮助部分青年学生增强对抗“理性思维疲软症”的“免疫力”。能否帮助受到不良影响的学生获得“免疫力”，取决于教育的深度和高度，只有把握视觉生理与心理、视觉思维、视觉政治的基本规律，才能增强对视觉事件和图像的批判性解读能力，才能缓解“图像人”的视觉化焦虑，避免被图像的虚假景观背后所隐藏的意图所操纵，才能在视觉泛滥的汪洋中教会“图像人”自由游泳。但视觉素养教育不仅仅是批判，更重要的是建设，是对图像的正确对待和使用。视觉文化勃兴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沉溺视觉快感固不可取，但无视视觉娱乐也是矫枉过正。积极寻找克服“快感娱乐”的对策，寻找蕴藏在视觉娱乐中的创造性才是正确的态度。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言，一味批判当代视觉文化的娱乐性及由此得出的“关掉电视”、限制视觉文化的极端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当代视觉文化带来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途在于找到怎样看电视的方法。“审美娱乐”教育，是在“精神之眼”和“肉体之眼”间求得平衡的“第三只眼”，既突破理性的形而上压抑又超越感性的形而下异化，是积极主动的美育，是真正的“寓教于乐”。

　　其次，在思政教育中以鲜活的案例与“图像话语”等方式，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2020年的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李兰娟院士一席话引发共鸣：“这次疫情结束以后，希望国家逐步给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导向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把高薪高福利高地位留给德才兼备的科研、军事技术人员，让孩子们明白真正偶像的含义。”“明星”动辄千万的片酬，一度给部分青年的价值观带来极大困扰。一场疫情，让青年们看到科研、医疗、军事等领域的精英才是国之栋梁，是最值得点赞和推崇的人，这种共识，是值得珍视的宝贵教育财富，是“理性思维疲软症”的纠偏药方。这启发我们，一方面要遵从“图像人”接受规律，在图和文的配合中构建参与式话语，推进核心价值观与“图像人”的对话，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形象化认同教育，譬如面对一张张千里驰援的“最美逆行者”图片，一段段“谢谢你为湖北拼过命”送别视频，“站着站着，你就睡着了”“看着看着，我就哭了”的感性讲述……“图像人”还能无动于衷吗？另一方面，大力挖掘、高度凝练、充分发挥“抗疫”典型的示范作用和辐射效应，譬如用渐冻的生命托起患者希望的张定宇院长、80多岁的钟南山院士与70多岁的李兰娟院士等……看到这些典型，“图像人”能不灵魂震撼吗？讲好抗疫故事，可谓当前思政教育的迫切任务。

　　再其次，在专业教育中通过增强学业挑战度和深度阅读进行“增负”教育。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课程教育资源的开放化，助推着学校教育尤其是高教领域的“学习革命”。可以说，本次疫情中高教整体上没有“放水”，没有降低学业难度。同时，疫情防控中的“硬核”诸如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公共卫生管理、灾害防治学等，让我们更加明白高等教育担子之重。复学后，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中继续通过学业挑战和深度阅读进行“增负”教育仍然很有必要。其重点在于，第一课堂要做到“增负”与提质并重，在保证课堂严肃性和信息量前提下，坚决淘汰“心灵鸡汤”式“水课”，建设一批有广度、有深度、有热度的“金课”，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加强学习过程管理，彻底取消“清考”制度。第二课堂应围绕第一课堂，通过开展深度阅读，克服图像阅读养成的“理性思维疲软症”，改变深阅度让位于浅阅读、轻阅读甚至瞥阅读的阅读现状，培养学生用心灵而非用感观阅读的能力，让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真正成为每个青年学生的“进行时”，引领青年学生在充实的学习生活中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0年05月21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