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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和她创办的免费女子高中:能考走一个算一个

20-07-29 08:59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王莉文

  原标题:张桂梅和她创办的免费女子高中:能考走一个算一个

  冰点特稿第1190期

  改变女孩,就是改变贫穷

  女生们在教学楼前跳课间操。本版照片均由中青报·中青在网见习记者 尹海月/摄

  张桂梅的事迹在今年夏天热传。作为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创办者,12年来,她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

  这个夏天,学校办公室主任每天接几百个电话,新设立的教育基金累计收到200多万元外界资助。这让正为钱发愁的张桂梅松了口气。

  任校长12年,张桂梅一直为钱发愁——为了创建这所高中,她曾上街募捐筹款,被人吐口水,被狗咬……从一座孤零零的教学楼到几幢楼的校园,学校建设耗时8年,投资近6000万元。2019年,张桂梅被查出患有骨瘤、血管瘤等17种疾病,为学校没有资金奔走,一年暴瘦30多斤。

  如今,这位63岁的老人起身需要搀扶,走路只能慢行,出行靠一位老师的摩的载着。12年来,她几乎没有娱乐,没有假期,没有自己的生活。

  张桂梅督促学生尽快就餐

  96个女孩

  12年来,张桂梅的每一天从清晨的教学楼巡视开始。5点30分,张桂梅打着手电筒,将5层教学楼的楼道一一点亮,早些年,她要赶走因为没有院墙而进入学校的蛇和各种小动物,低飞的蝙蝠会划破学生的脸。她站在二楼,手持喇叭,催促学生跑步进教室。

  她希望顺时针转的每一分钟都能逆转贫穷。

  她记得调任云南华坪县中心学校教书时,第一次目睹贫穷带来的苦难:有学生没钱置办衣服,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还有家长来教书费,拼拼凑凑在桌上洒了一把,最大金额的5角,总共不到50元,“我就这些了,有了还给你送来。”

  张桂梅常自掏腰包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腹腔中长了一颗2公斤大的肿瘤。

  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张桂梅走了40分钟。为带好毕业班,张桂梅坚持上课,把学生送进考场再住院。有一天,张桂梅突然喘不上气,有老师顶着风雨为她找氧气袋。有学生家长在山里采野灵芝,用机器磨成粉,拌在饭里送给她吃,还有学生去山里采摘野核桃给她。

  张桂梅家访

  山里的妇女们为了给她治病捐款,10元、5元……县长对她说,我们这个地方再穷,都会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这儿了。”张桂梅说。

  2001年,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让张桂梅担任院长,丈夫去世、无儿无女的张桂梅答应了。她发现,每一个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母亲,有杀死家暴丈夫获刑的母亲,有因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这让张桂梅意识到,贫困的女孩成为贫困的母亲,贫困的母亲又将养育贫困的下一代,“恶性循环一直存在。”

  班里女孩本就不多,张桂梅发现,总有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去大山里找,发现很多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了。有一次,张桂梅在家访途中,看到一个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远处看,她上前询问这个女孩在想什么,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说自己想读书,但妈妈让她嫁人换彩礼。张桂梅很气愤,去女孩家里试图说服她的家人,费用她负责,但没有成功。那个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样子一直刻在张桂梅脑子里。

  张桂梅想创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为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但2004年,这个想法在不被当地教育部门理解,“什么时代,还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资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个实验室,最便宜的生物实验室“就要五六十万元”,大家觉得张桂梅“太天真”。

  但张桂梅坚持要干,“钱多钱少我不管。”早在2002年,她就四处“化缘”。她打印“好大一堆证明和宣传材料”,去人多的街上、桥上发,想着一人捐几元,捐得多了学校就办起来了。

  然而,5年只募集到1万多元,有人骂她骗子,还有的向她吐口水。

  张桂梅在2007年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当年,全国党代表在丽江市只有两人,张桂梅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张桂梅去了北京——一名记者发现她破洞的裤子,将她想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见诸报端,引起政府重视。

  在市、县政府200万元资金支持下,2008年4月,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投建,环境简陋至极:没有食堂、厕所、围墙和大门,只有一栋5层教学楼,地上遍布钢筋水泥。

  当年,张桂梅带领17名老师擦洗教室,他们将床从山下抬到教室,铺上新被褥,贴上学生的名字,迎来第一届新生:96个女孩。

  张桂梅

  贫困是一种隐私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的父亲是对面一所高中的男孩,两人在入学前的假期发生关系。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华坪女子高中第一栋教学楼

  能考走一个算一个

  筹来了钱,可筹不来分数。

  张桂梅本以为,只要提供给这些女孩机会,学习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发现这些学生基础差,试卷测验几乎都不合格。

  质疑的声音不止。张桂梅去县里开会,听到人议论,“说得可好,成绩那么差出来怎么办?”“如果只给机会她不学,那么这个机会等于没有,等于养她3年。”高一还未结束,她意识到这是个“严肃问题”,“高中要讲分数,不讲分数,高考设置就没有用。”

  17个老师走了9个。心灰意冷时,她怕耽误学生,找县里反映,想将学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读,遭到数落,“不让你干你非干。”

  后来她给老师下任务,一个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学校出清华北大毕业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时间战。晚休时间从晚上9点半延长到10点半,最后延到12点20分。学生从6点起床提早到5点半,只有5小时睡眠时间。每天下午,学生回宿舍洗漱15分钟,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刚建校那会,为了给学生余出更多学习时间,学校卫生被老师包揽。早上6点,全体老师要起床打扫校园。建设中的工地四处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师们要去沟里抬水,把水泥板冲洗干净。

  每次临近放假,张桂梅跟学生商量,再干两天,结果干着干着开学了,第一届学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几天。有人给张桂梅起外号“周扒皮”“魔鬼”“半夜鸡叫”,那时的张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门口,有学生坐着睡觉,她就把学生捅醒。后来,学生打瞌睡会主动站着听课。

  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张桂梅要求食堂饭不能太烫,菜炒出来,要及时扣上锅,不能过凉,她计算,一分钟能有30个学生打饭,159人5分钟能全部打完,最后一个学生也能有5分钟吃饭时间。为了加快递碗的速度,张桂梅不允许学生就餐过程中说话。

  为了节省时间,女高学生去县医院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听说吃饭只花10分钟,向张桂梅抗议学生压力太大,还有人骂她没儿没女,不知道心疼别人家孩子,张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就这么干。”

  实际上,学校也曾有过一段“民主”时期,张桂梅借鉴其他重点高中,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她在旁边听,发现讨论什么的都有,随即叫停。起初,学生6点半起床,9点半休息,结果学生越来越懒,成绩越来越差。

  张桂梅希望,学生能养成好习惯,有限的时间干特定的事,“干不完你就亏了”。有的女生爱干净,早上4点就起床洗漱。张桂梅于是将水停用,只在上午5点半到下午6点间放水,逼着学生休息。睡觉前,学生们提前用盆接满水,用来冲洗厕所,内裤有时要积攒到周末洗。每周末仅有两三个小时休息,学校没有澡堂,学生要去校外宾馆洗。

  刚进校的17名教师没有一位教过高中,张桂梅带着他们去丽江学习。一位老师记得,那会学校流行评课,教室后面坐一排老师,专挑讲课老师的缺点。板书哪里不到位,课哪里有毛病,老师们常常互相不服气,当场顶起来,一堂课火药十足,“女老师有的记仇嘞,下课了还追着问,你讲给我听听。”

  张桂梅鼓励这种争吵,反对互捧。一次评课,听到老师们互评只讲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个老师晾在一边。

  学校花费18万元去各个高中买试卷,开启题海战术。学生们高一高二上完课,高三刷题。有人说这种刷题方式不科学,她说,“我们不管科不科学,能考走一个好学校算一个。”

  第一年,张桂梅在儿童之家和学校两头奔波,一边是50多个需要照料的孩子,一边是96个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时间就没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狗屁,这是我的地方

  每到假期,张桂梅带着面包、矿泉水,坐车去山里家访。12年来,张桂梅的家访路长达12万公里,最远时要坐10个小时车。

  第一届学生家访时,张桂梅走一家哭一家。有的人家里连衣服都买不起,寒冬里穿着一件单薄的外衣,除了物质贫穷,人的精神状态也糟糕,男人提着一个大烟袋懒洋洋闲坐,女人穿得脏兮兮,目光呆滞地看着人。

  有的村子一个大学生也没出过,有女孩考到女高后,村里开始陆续有高中生。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尽力帮助解决问题。谁家种的水果卖不出去,她发动老师一起购买;看到很穷的人家,她把自己穿的外套、随身带的钱留下;有个人家只有两个姑娘,被人欺负,土地被侵占,张桂梅帮她们打官司,“吃亏我才不干呢。”

  有个女孩全市统考中数学只考6分,张桂梅去女孩家家访,希望女孩的父母让她转学或读职高。到那一看,整个山头仅剩女孩一家板房,女孩的爸爸残疾,独自一人操劳的妈妈将搬离大山的心愿寄托在女儿身上。

  家访结束,张桂梅给这家人办了贷款。她把女孩叫到跟前,“家庭这样,你说咱们怎么办?”最后女孩考上了大学。

  对家庭关系不和的,张桂梅会想办法调解。有个女孩四五年没有跟父亲说话,一次唱歌大合唱,张桂梅把父亲从山里接出来,让女孩站在父亲身后唱《我的老父亲》,父亲听着听着哭了起来,父女关系改善不少。对不懂事的女孩,张桂梅会直接让女孩对着母亲跪下。

  张桂梅像一个大家长。宿舍楼2层以上的门长年开着,张桂梅随时进屋查找学生是否带手机,看到学生日记也翻。有一次,张桂梅翻到一个女孩给一个男生写的情书,她把女孩叫到面前,让她停止谈恋爱。女孩很生气,说她翻日记违法。

  “狗屁,这是我的地方。”张桂梅说。

  去年,张桂梅翻到一个学生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一看内容,女孩要自杀。信里说,父母常年酗酒,活着没有意义。张桂梅害怕了,她去女孩家里访问,发现女孩父母醉得不省人事,等了3小时,父母清醒了,张桂梅将信的内容念给他们听,让他们写下再也不喝酒的保证书。不过保证书是写了,可这个父亲不喝白酒,改喝啤酒了。

  张桂梅的眼睛像鹰一样盯着女孩们。她看到有个学生3年穿一件外套,给她生活费,让班主任格外关照。为了省钱给哥哥看病,一个学生经常不吃晚饭,独自留在教室唱歌。张桂梅发现后很心疼,告诉她好好吃饭才能有力气学习,考出去才能改变自己的家庭。

  那时,周云丽喜欢和一个家境稍好的女生来往,周日休息时间也会约着出去玩。张桂梅看到后,把她叫到办公室,说家里没钱没势,应该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周云丽不服气顶了一句,张桂梅气得用手里的诺基亚手机砸她,骂人声整层楼都能听见。两个班主任闻声过来劝,周云丽的姐姐也来了。张桂梅看出来姐姐心疼妹妹,“如果我真把她打着了,姐姐肯定上来捶我。”

  多年后,周云丽才懂得校长当时的一番苦心。读大一时,她回校看望张桂梅,抱着校长开玩笑,“你再打我一顿。”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周云丽回到华坪女高,成为一名数学教师。

  这里出来的女孩后劲非常足

  学校师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馈。2011年,华坪女高向社会输送第一届毕业生,96名学生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这个成绩让华坪女高在县城站住了脚跟。

  周云丽考上大学后,父亲总是笑嘻嘻,做什么都有劲,“觉得再读4年就出头了。”父亲让她和姐姐背着装满菜和鸡肉的筐子,当面感谢张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周云丽第一次认识大山以外的世界,也体会到不同成长环境带来的差距。

  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周云丽发现他们能歌善舞,自己没有才艺可展示。舍友问她用什么乳液护肤时,她还不知道乳液是什么东西。父亲不愿女儿落于人后,听女儿说班里同学都有电脑,他跑到县城,花费4000元为女儿买了一台电脑。

  差距显而易见。一位华坪女高的毕业生说,大学的口语课上,自己蹩脚英语口音一出,很多同学忍不住笑。还有人说,自己沟通力欠佳,不主动,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张桂梅不断收到这样的反馈,一位浙大毕业生打电话对她倾诉,自己不如别人,英语也说不清楚。

  这样的反馈是张桂梅不曾预想的。张桂梅意识到,学校也需要与时俱进,她开始让学生跳鬼步舞、穿黄色校服裙,让儿童之家的孩子吃汉堡、披萨,将生活习惯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让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学后,向张桂梅倾诉,说自己跟同学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说话也土气,常受排挤,7个舍友同去宿舍楼底抬水,不许她喝,还经常留她一人扫地,不过自己没哭过。张桂梅夸奖她好样的,还对她说,“欺负我,就给我揍回去,别看你长得小,不怕。”

  还有考入北京的学生跟她说同学来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学,张桂梅鼓励学生不要惧怕竞争,迎头上。她相信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后劲非常足”,不会被轻易打倒。

  女孩们不可避免审视过去。一位2011级的毕业生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沮丧,上大学后,她发现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出国旅游,考上大学顺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学习生活填满,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公平感会在某些时刻冒出来,但她也因此看到奋斗的价值——大山走出来的她能通过高考同优秀同学站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张桂梅在教学楼外墙上贴了几个字:刚强、慈惠、质朴。她常鼓励学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败,“天塌不下来”。但有毕业生结婚后回来看她,带着孩子,又没有工作,张桂梅会面露忧虑。

  张桂梅希望,女孩们走出大山,不要再回来,也不用回母校。有当医生的毕业生想捐工资,张桂梅没有收,她不愿拿学生的钱。如果未来实力允许,她希望学生能把钱捐给没钱治病的穷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报答。

  张桂梅常说,女子高中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一个人奋斗不是为自己和父母,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张桂梅觉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应该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觉。来华坪县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与丈夫相识、成婚,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1995年,为了给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张桂梅花光了全部积蓄,最后给丈夫立碑的钱也没有,又借不到钱,她在大马路上撞车寻死,被司机破口大骂。那一刻,张桂梅体会到,“人需要帮忙时,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尽。”

  火了

  办校12年后,不断有学生为争取读书机会涌向这里。有女孩背着包站在校门外,恳求来这读书,许久不肯离去,张桂梅年年遇到这样的女孩。也有外市来求学的,学校不能收,她就送5000元钱,嘱咐对方,没钱再找她要。

  张丽(化名)初中时,父母离婚,被判给父亲。但父亲长期酗酒,常常责骂她。她独自一人住进镇上120元一间的出租屋中,房费由改嫁的母亲支付。

  初中毕业,她想着去打暑假工,家里再凑些钱就能读书。但母亲坚决不让她读,说家里供不起。她天天哭,中考成绩未达到女高分数线,最后的机会也失去了。

  她不甘心辍学,去年暑假,她壮着胆,拿着贫困证明、独生子女证明、父母离婚证来到女高门口,申请一个读书机会,办公室老师收下她的材料。没想到,几天后,她的妈妈接到女高的电话,女儿被女高录取了。妈妈说孩子走了“狗屎运”。

  学校不仅送张丽一张高中入场券,也为她支付了生活费,免除她经济上的担忧。

  不过,像张丽一样因交不起学费而来到女高的越来越少。2019年,华坪女高一本上线率40.67%,排名丽江市第一。今年,学校成绩依然可喜。159人参加高考,一本线以上70人,本科线以上150人。

  但今年9人未上本科线的高考成绩让张桂梅不太满意,她觉得,今年受疫情影响,山里的孩子与城市孩子进一步拉开差距。

  上网课在大山里很不便,风一刮,信号就没了。她让老师和各级村委会联系,让家中没有网络的学生去村委会上课,并给没有手机的学生买了手机。

  张桂梅希望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心愿也没能实现。

  学校最缺的仍是资金。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由县财政负担,工资水平低。华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胥国华告诉记者,华坪女高最初按18个教学班、900人办学规模设计,但因资金有限,每年只能招收100到160人。

  除了教师工资,学校水电费、学生的所有支出均由学校负担,每当账户剩下100万元,张桂梅就进入新一轮的忧心,她要继续为钱奔走。

  名气能为学校带来钱。张桂梅因此在乎每一次出名。第一次被全国聚焦在2008年,新闻联播报道她的第二天,她正要起身去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汶川地震来了。第二次时,媒体宣传她,片子还没播,鲁甸地震来了。

  这一次,赶上了疫情。她以为又没了音讯,自己却突然火了。

  社会各界的捐款让张桂梅暂时免于为钱发愁。但代价是每日数不清的媒体约访和陌生人的问候电话,有人请她去给干部讲道德课,有报纸请她跟全国优秀教师写几句话。以前没钱看病,如今,她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被医生关注,有人给她开中药,有人对她问诊。

  她对每位到访者客气。多家媒体到来前,她特地去医院打了一针,以免中途倒下。今年春节,她坐在椅子上接受视频采访,身后有县长和一名医生保驾护航。

  这位强势的校长逐渐发现,自己能做的越来越有限。对于这所学校的未来,她多数时候表示乐观,觉得学校名气大了,自己即使不在了,政府也会管。

  以前,有洁癖的她不喜欢别人摸她的手,如今,她身体愈发虚弱,要靠别人搀扶。半生教书育人,每次放寒暑假,看到空荡荡的校园,她终于可以停下来一会,想想自己的事,以后养老怎么办,但找不到一个可倾诉之人。

  脆弱的时刻很短暂,很快,她又以健谈精干的形象面对每一个到访者。她说,只要她能动,女高就不会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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