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本质与文化使命

　　大学的本质与文化使命

　　摘 要：人类社会不断摸索一种可以满足人对于纯粹知识生活追求的机构，近代大学脱胎于宗教机构而产生，是人类社会尝试通过世俗化路径，创造出一种可以供青年人单纯为探索知识而存在的机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分工逐渐专业化，大学也受到影响，大学内部也开始以更具体的分科的形式存在，大学的世俗化味道逐渐增加，影响了大学曾经发挥的人文使命。

　　关键词：大学；职业；世俗化；知识生活

　　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大学产生自西方，不过从大学的本质来说，中国也有传承甚久的大学制度。在本质上，大学的出现和存在，主要是人在一生即将成熟的阶段，需要先过一段抽象知识生活，或者说超世俗的生活，围绕非实用的抽象世界而存在，而不是直接在身体的成长成熟之后，便走向社会，在身份上成为一种职业的某个人员，从此过上纯粹的世俗化的生活。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人是一种矛盾的动物，大多数人一生主要都生活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但每个人也都有对抽象世界、非世俗世界的追求，正是这种对于抽象的知识世界、知识生活的追求才使得人类不断寻找，并创造出大学这样的机构。

　　大学文化功能的历史渊源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或者类似于宗教的机构曾经承担大学的功能，近代大学的前身，也是在中世纪神学研究机构中逐渐脱胎出来。在孔子完成中国教育“人文化”变革之前，宗教与教育之间，可能长时间没有明显的区分。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他们的弟子们也曾在一段时间里维持着一种类似于今天大学的教学机构。今天的“学院”一词正是从那时候产生。人类社会一直在追求一种具有专门属性的、能够面向更多人的知识机构，在这一机构里，抽象知识、理解能力的练习成为最主要的事务。

　　在不断的摸索之后，大学才慢慢产生。本来，现在“大学”这一词语在最初阶段只是表示“行会”“社团”的意思。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有的由追求知识的学生发起成立并负责维持，有的由教授知识的教师发起并负责维持。这一时期，“大学”的存在还没有像现代社会这样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种普遍共识，这个词只是表示教师与学生联合在一起，围绕知识的团体组织。

　　近代大学的精神基础

　　第一，非实用化的“功能”。近代西方的大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教的内容多是抽象内容，神学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最初的巴黎大学，分为文、法、医、神学四个学院，文、法两科内容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为基本载体，神和医则分别研究上帝和人，大学的学术语言也一直使用拉丁语。这种做法与中国古代的书院一直以先秦文献为主要学习内容，有着很大的类似性。中国古代的书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依靠学田作为主要经费来源。所谓的“学田”，就是属于书院所有的土地，这些土地的租金是书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学田有的来自政府拨给，有的来自私人捐赠。在书院开办的过程中，学田的数量经常随着捐赠而不断增加。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了书院的稳定运行，也为书院师生能够安心从事与世俗社会关系并不大的古典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清代，一个人只要考进了本地书院，那么就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奖学金”，当时称为“膏火”。这笔钱常常不仅能够保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用费，而且能够用于补贴家用。在当时，甚至有一些已经结婚成家的人，也仍旧愿意待在书院中读书，而不愿意离开书院去从事工作，这主要是因为书院发给的“膏火”数额甚高，足以养家糊口。

　　以学田为物质基础，以先秦古典文献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书院模式一直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教育模式，并维持到近代，是中国古代的大学传统。这一传统与最初阶段的西方近代大学相比，物质基础比较相似，学习内容均是与实际的物质生产关系相距甚远的抽象内容，是纯理论知识，而且大部分知识都是来自遥远的古代。这种中西方文明中都曾存在过的类似的大学传统，是当代大学精神的源头，也是人类社会在不断探索过程中创造的重要制度文明。对于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世俗社会的普通人来说，这种非世俗化的追求，不可能都通过宗教来满足，更严肃、更富有理性的大学显然是更适合的场所。大学中的人，在心智逐渐成熟的年龄、最合适的时期，接受抽象思维的训练，思想得到洗礼，对世界的理解更加透彻。

　　第二，非实用化功能的近代转化。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主要教授非实用知识，脱离实际生产的社会组织，渐渐引起怀疑。在西方，“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哲学思考，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1]之后，世界范围内都开始了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之争。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坚持大学不能变成职业培训之地，而应该坚守一直以来的人文使命。而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书中明确提出，现代科学才是大学应该学习的内容。在英国，一些面向新兴产业的城市学院开始出现。在19世纪中叶，美国大学的发展也开始出现转变，当时威斯康星大学的校长范亥斯阐述了“威斯康星思想”，认为现代大学要面向地方经济，面向大众，实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一体化，提出了与之前以古典教学为主的大学理念不同的大学观念，[2]这成为美国大学理念转变的标志。

　　在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也专门开办起了只学习科学技术的“洋务学校”，新的思想逐渐扩展，在清朝末期则建立起了现代学制，涵盖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分科制的大学渐渐成为主流教育模式。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经学科”是与“理学”“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等相并列的一科。[3] 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废除大学“经学科”，将其分散到其他学科中，新的分科体系正式建立起来，构成与今天大学分科体系很接近的结构，一直延续到现在。

　　分科时代大学文化功能的受限

　　当代大学的专业化发展，大学承担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多，而非实用的文化功能受到分科化因素的限制。国内大学绝大多数都是以分科的方式传授知识、服务社会，除了保留很少限度的所有专业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公共政治常识、社会法律常识之外，大部分课程内容都是以专业为主。一个青年学生走进大学，在身份上便走进某一学科、某一专业，在此之后，便以该专业学习者的身份走进社会、服务社会，以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谋求职业，并将该专业作为职业追求。大学所承担的从事研究、服务社会的职能也与学科、专业联系在一起，学者大都只能在自己学科、专业范围内从事研究、服务社会。

　　对于受教育者来说，社会现实使大学成为实际上的职业技能养成所。从受教育者个体角度看，有没有通过大学的专业学习、训练找到好的工作，是受教育者，乃至大学是否能获得社会认可，获得多大程度上认可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专业越来越与具体的行业相对应，专业与专业之间的分化越来越像行业属性上的“隔行如隔山”。即使作为传统时代大学所学的内容的文史哲领域的学科和专业也不例外，除非该专业能够与某一行业对应起来，否则该专业便常常受到学生们的忽视。

　　于是，一个受教育者在读大学时所选择的专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在大学之后很长时间内所从事的职业类别和属性，甚至人生道路的方向。很多人在报考大学之时，需要向人请教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经济情况、不同行业人才缺乏的情况，以便通过选择一个人才缺乏的专业，来进入一个更受欢迎，或者收入相对较高的行业，而不再关心知识本身与自己的需要。

　　当代大学文化使命的变化

　　大学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机构，其负担的功能既与社会变迁有密切的关系，也与人性与人的生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大学的文化功能在不同时代只是会有所区别，其作为大学的本质功能，则始终都会存在。

　　第一，职业与行业的专业化发展与大学文化功能的发挥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人类社会在每个阶段都需要职业技能的养成传授，但是在很多行业中，这一过程通常并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只有个别行业，由于所涉及的技术复杂，需要人专门进行长时间的专业学习，而更多的行业则需要人直接进入该行业中，在实际的职业训练中领悟行业的价值，学会基本的职业技能。大学则不是这样，在任何时候，人类社会都需要一种能够满足人对于纯粹知识生活追求的机构，个体或者家庭生活无法为一个人提供这样的生活，只有大学这样固定化的机构的存在，才能满足人的需要；只有大学不断发挥其应该承担的文化功能，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其存在和功能的发挥与人类生理机能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而智慧的成熟则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和复杂的训练。在很小的年龄段，人就能够在具体的对象中理解抽象，在纷乱的世界中找到秩序，通过看到一棵又一棵具体的树木，而理解树木这一抽象化的概念，即使再见到稍有不同的对象，也能知道这是树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理解力也与身体的成熟而一起成熟，需要至少在一定时间段内在一种符合这种理解力存在的环境中，进行系统的训练，如此才能理解复杂的社会和人生，准确地判断是非，恰当地对待人生境遇。由于人类社会的这种需要，大学才产生。人类社会一代代绵延、一代代传承，每一代青少年在成长、成熟的时候，都需要让自己天然存在的理性认识、抽象思维能力在专门的训练中得到扩充，人性的力量由此才得到充实。固然，很多专业学习本身就能够给人提供这样的训练，但是越来越多大学阶段的专业训练，开始集中到纯粹的技术和方法领域，而忽略了作为技术和方法的由来。人类社会永远都需要大学这样的机构的存在，如果当代大学逐渐无法满足人对于追求纯粹知识，过知识生活的需要，那么慢慢地，一定会有新的机构来填补，而彼时的大学可能真的会变为职业训练所和社会专业服务的提供地了。

　　第三，大众化阶段的大学教育更需要其文化功能的发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没有追求非实用化知识，过单纯追求知识生活的需要。社会结构不断创造和变化，某一机构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断变化，这是人性与社会需要不断磨合的产物。人性不会变，社会需要也因人的需要而形成，大学在本质上作为一种满足人对于知识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机构，始终都与人性的成长和成熟有紧密的联系。

　　二三百年来，大学的文化使命一直存在着多样的争论，也一直在争论中不断调适方向。大学在产生之初便拥有一定的世俗化特征，在宗教色彩与纯粹的世俗化身份之间追寻纯粹知识生活的理想，负载人类社会对于最美好理想的追求，对于人性最大程度的自信。大学的宗教化已经渐渐远去，而当代的大学也正在与过度世俗化进行着抗争，以阻挡人类社会的喧嚣与浮躁，通过抽象世界的扩充，在每个人的心中创造着平和与理性。(作者：王立刚，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

　　参考文献：

　　[1]张斌贤,刘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

　　[2]徐广宇. 论现代大学的文化使命[D].天津：南开大学,2009.

　　[3]璩鑫圭，唐良炎.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40.

　　《北京教育》杂志

　　作者：王立刚